这个何祚庥先生，有着不一般的较真的精神、积极的态度与新鲜的活力。这一点当然是可爱的。
何祚庥大约是中国千余名院士中知名度最高的人物之一了。
在公众印象里，他颠覆了传统、严谨、专注、低调的院士形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或天真可爱、或自大无畏的批判者的夸张表情与激烈言辞。
何祚庥故居，被称为“晚清第一园”的何园走出不少仁人义士。
多年来，他对伪气功、伪科学、怒江大坝、转基因、中医等等都大放其炮，四面出击。以致树敌无数，有人把他列为“四大恶人”之首，说他是“万能院士”，“什么都懂，就是不懂物理”；也有支持者认为他思想先锋、自由解放，是敢说真话、不庸俗、不世故的老天真。在形形色色的媒体报道中，一个备受争议的批判者与卫道者的形象被树立起来，作为一个时代的参照物，他成为复杂的、符号化的存在。
何园百年
在真正面对面采访何祚庥先生之前，我尽量多地阅读了一些资料。
关于何祚庥的出身，现在见诸报端的几乎只有“出身在上海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家庭”这样的轻描淡写。很少有人知道，何祚庥出身于晚清显赫的何氏家族，与晚清名臣李鸿章、孙家鼐、张之洞为进退与共的姻亲和同乡。
被誉为“晚清第一园”的扬州何园便是何祚庥先生的故居。
此后百年，何园走出不少仁人义士。
何祚庥的六伯父何世桢、八伯父何世枚都是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律系博士，被称为中国法律界海洋学派的奠基人。这对博士兄弟于1924年在上海创办了持志大学，正是今日举世闻名的复旦大学一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何祚庥的六伯父何世桢曾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年轻时是五四运动的急先锋，孙中山是他参加国民党的介绍人。而何祚庥在学生时代就追随马克思主义，“曾认为自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显然，何氏家族内部也曾因不同政见发生过“国共之争”。
“革命这两个字在我们家族是不忌讳的。我的六伯父参加国民党，也就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何祚庥告诉《中国科学报》，“你们如果到了何园。那里有一张国共联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照片。照片上有多位名人，其中有一位是何世桢，还有一位是毛泽东。”
何祚庥院士
解放后何祚庥专程去看望六伯父，这位昔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开始愿意与他讨论的理论。
时至今日，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无比微妙的历史巧合。
南渡北归
何祚庥的一生从理论物理学转到科学哲学，其实从来没有脱离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崇奉。他说自己选择学物理，也是出于自己的政治理想。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这给何祚庥带来了极大的思想震动：“一看名单，都是全世界鼎鼎有名的物理学家。物理太重要了！我一定要干这个！”
抗战胜利后，这些青年学子曾激烈地争论过中国将向何处去的问题。可在1947年，谁知道会取胜呢？他们当时估计最大的可能是“南北朝”。北平、天津总是在的区域内。何祚庥喜欢，一看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北平招生，就急急忙忙从上海交通大学转学到清华大学物理系。
“在上海交大，关注的是如何报国和寻求出路的问题。等到我考清华、学物理，就多了一重政治的选择，坚决走革命的道路。这就是人生的决策。”
新中国成立前夕，何祚庥已是清华大学地下党理学院的支部书记，后任中宣部副部长的龚育之为副书记。
1951年底，中宣部单独成立科学卫生处，主管全国的科学战线工作。何祚庥在此工作，主要是搞调研、参与制定政策、做科学家们的思想工作等。
到宣传部工作，物理专业当然搁在一边。但何祚庥不是一个纯粹念书的人。在科技界他不是简单地做了一点科学工作，而是在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上起了很多作用，争取了大批科学家站在这一边。
何祚庥的表姐王承书，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统计物理学家，我国核同位素分离科学的学术奠基人，也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总设计师，被毛泽东誉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女功臣”。她同先生张文裕的回国便是何祚庥一手促成的。
在做学术演讲的何祚庥院士
后来周光召加入原子弹工作也与何祚庥直接相关。
当时周光召虽然也加入了，但其社会关系仍被认为“极其复杂”，这样的出身能够调来搞原子弹吗？
就连知人善任的钱三强教授一听到周光召的出身，也犹豫起来。当晚他和核工业部部长刘杰通了长途电话，一旁的何祚庥极力担保周光召政治表现极好，业务能力极强。刘杰部长终于表态，我们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
何祚庥曾对记者说：“如果说我有点什么长处，就是我从不妒忌人。原子弹、氢弹有好几位关键人物都是我推荐的。”
“在原子弹、氢弹的理论物理学家中，有些是贡献较大的人士，如周光召院士、于敏院士等。至于何祚庥却只做了小小的工作。但是，由于我是追随着骏马向前飞跑的一只马尾巴上的‘苍蝇’，也就跟上了时代。”1980年，何祚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时如此自嘲。
时代推进者
近20年来，何祚庥以异常旺盛的精力，广泛关注各种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视野遍布科技政策、教育政策、经济政策、文艺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若干理论问题。从1995年起，又响应党中央和国务院号召，参与揭露各种伪科学、伪气功，揭露等活动。热情主张发展高清晰度电视、城市新型有轨电车、快速磁悬浮、开发西南地区水电、调雅鲁藏布江水于大西北，发展干净的热核发电技术、和平利用核爆炸技术等，呼吁大力发展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技术等。
为什么一个科学技术人士，却每每“不务正业”？他大笔一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引来无数板砖。
历史地分析和评价何祚庥是困难的。何先生是一位年届80的长者，其今日的性情与思想，根植于这个叫做“中国”的土壤之中，并随着80年的时代浮沉经历了太多周折。这些周折如何具体而微地映射到他一个一个人生阶段里去，我们现在是很难一一还原与描摹的。
虽然历史地分析是勉强的，我们还是试图原样地呈现何祚庥先生的现在——在院士、公众人物也是争议人物这些标签背后的那个人的言谈举止、嬉笑怒骂。
当他一次又一次向记者展示他的小巧的女式电动自行车、太阳能聚光镜，不厌其烦地鼓吹他的能源观点，用激进的甚至口号式的语言批评他的对立者时，我觉得，这个何祚庥先生，有着不一般的较真的精神、积极的态度与新鲜的活力。这一点当然是可爱的。
而至于为诸多他的批判者们所质疑的、他所思所说所做的动机的真诚性和功利性，我毋宁相信他在《做人、做事、做学问》一书中特意写到的话：“怎样做人，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认清时代，认清社会发展的动向，做时代的积极推进者。”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3-01-04 第5版 人物周刊)
附录：
百科词条上关于何祚庥先生的介绍何祚庥（xiū），1927年8月24日出生于上海，原籍安徽望江[49]，祖籍江苏省扬州市，粒子物理、理论物理学家，马列理论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1951年何祚庥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在中国中央委员会宣传部理论教育处担任干事；1956年进入中国核工业部的原子能研究所工作；1958年前往苏联莫斯科核子研究所进行学习和研究；1960年回国，并参与氢弹的轻核理论组，担任总支部委员，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二机部九院，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等职务；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46]。
何祚庥早期从事粒子理论、原子弹和氢弹理论的研究，是氢弹理论的开拓者之一，也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参与者之一。何祚庥曾是中国夸克模型课题组的主要研究人员[53]。
学术兼职：《Communications in Theoretical Physics》主编[41]，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战略研讨会顾问委员会成员[42]。
人物经历
1927年8月24日，何祚庥出生于上海，祖籍江苏扬州，原籍安徽望江。中学时就读于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
何祚庥
何祚庥(3张)
1945年，何祚庥考入国立交通大学化学系，后来转入清华大学。
1947年，何祚庥在校期间加入中国。
1951年，何祚庥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在中国中央委员会宣传部理论教育处担任干事，负责了解科学家们的思想政治动态。
1956年，何祚庥进入中国核工业部的原子能研究所工作。
1958年，何祚庥前往苏联莫斯科核子研究所进行学习和研究。
1960年，何祚庥从前苏联回国，并参与氢弹的轻核理论组，担任总支部委员。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二机部九院，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等职务。
1980年，何祚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80年3月，何祚庥访问美国。[54]
1981年，何祚庥担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理论物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是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第一批理论物理专业博士生导师。
何祚庥院士讲党课
何祚庥院士讲党课[35]
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何祚庥为第五批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1984年，何祚庥担任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并在北京大学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1994年，何祚庥在北京大学招收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1-2]。
1999年，何祚庥在《青少年科技博览》第4期上发表文章《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52]
2001年2月，何祚庥做客《午间一小时》《名人相约星期五》。[50]
2003年10月20日，何祚庥在理论物理所322报告厅做学术报告《一个可能的非加速器实验——空间物理》。[37]
2004年8月12日， 何祚庥在基础科学园区报告厅做学术报告《大力发展风力发电，“救济”电荒——谈风力发电中的有关理论物理问题》。[38]
2005年5月13日晚七点，何祚庥院士在中南大学做了专题为《做人做事做学问》的讲座。[24]
1980年3月，何祚庥（中）在李政道办公室合影[36]
2006年5月24日，何祚庥在基础科学园区报告厅做学术报告《人类即将迎接可再生能源时代》。[39]
2007年2月6日，何祚庥出席《科学成就健康》一书首发式。[51]
2009年11月13日，何祚庥院士在理论物理所322报告厅做学术报告《关于太阳能热发电理论和技术的最新进展》。[44]
2011年11月12日，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第九届学术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召开，何祚庥出席了会议。[47]
2014年7月9日，何祚庥院士来到合肥，参加由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和安徽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第八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论坛。[30]
（“怀疑探索者”按：我在去年托张教授问过何祚庥院士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他表示：坚决支持转基因技术。）
部分成果
何祚庥主要从事粒子物理及各种应用性问题研究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对弱相互作用特别是捣（c）获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发现了一系列新的选择法则首次提出Chew－Mandelstam推导的方程有严重错误对层子模型进行了合作研究，并建立了一个复合粒子量子场论的新体系。
何祚庥在科学史、自然辩证法、哲学、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着重探讨了粒子物理研究中有关马列主义哲学问题。后来转向宇宙论、暗物质问题的研究，探讨了中微子质量问题、粒子的可分性、场的可分性、真空的物质性、宇宙有无开端、宇宙大爆炸从何而来、量子力学的测量过程是否必须有主观介入等问题，澄清了对这些问题认识上的一些模糊观念。
何祚庥长期以来从事粒子物理及各种应用性问题的研究。其重要工作有层子模型的研究，复合粒子量子场论的研究，弱相互作用理论的研究等，先后发表约250 篇科学论文。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及多种奖励。他还曾从事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研究，是氢弹理论的开拓者之一。
近十几年来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曾就科技政策、教育政策、文艺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若干理论问题，以及当代经济建设所应关注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发表文章，如倡导磁悬浮列车技术、电动汽车技术、锂离子电池技术等。来积极参加捍卫科学尊严，揭露和反对伪科学等活动，并做出重要贡献。又关注克隆人研究问题，有较大社会影响。
何祚庥还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自然辩证法专家，在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也先后发表约300多篇科学论文。
从事的研究领域：何祚庥从事中微子质量问题、中微子震荡问题及双β衰变理论的研究等。
早期从事粒子理论、原子弹和氢弹理论的研究。关注科学领域中的哲学问题，建国后较早开展并推动我国科学方法论研究。近十几年来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曾就科技政策、教育政策、文艺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若干理论问题，特别是当代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
近期更集中研究了我国的能源问题，特别是对太阳能利用的新发展，是当前研究的重点。近些年主要从事于揭批伪科学方面的工作。
他关注科学领域中的哲学问题，是建国后中国科学方法论研究事业的早期开拓者之一，近十几年来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曾就科技政策、教育政策、文艺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若干理论问题，以及当代经济建设所应关注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发表文章，积极站在捍卫科学尊严、揭露和反对伪科学等活动的第一线，并做出重要贡献。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人物评价
何祚庥在科学史、自然辩证法、哲学、政治经济学等方面也取得多项重要成果。对伪科学、邪教的口诛笔伐以及对经济、社会问题以独特的视角观察得出的结论使之成为“曝光率”颇高的新闻人物。由于他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方面的杰出成就，被称为“两栖院士”[8]。
1980年3月摄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从左向右第二为何祚庥
1980年3月摄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从左向右第二为何祚庥[55]
当他一次又一次向记者展示他的小巧的女式电动自行车、太阳能聚光镜，不厌其烦地鼓吹他的能源观点，用激进的甚至口号式的语言批评他的对立者时，我觉得，这个何祚庥先生，有着不一般的较真的精神、积极的态度与新鲜的活力。这一点当然是可爱的。（中国科学报 刘丹）[23]
人物影响
2007年10月20日，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成功举办了何祚庥院士从事物理工作五十周年学术思想研讨会。此次会议是在何祚庥院士八十华诞之际召开，中科院院长路甬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清华大学物理系、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等单位给何祚庥先生发来了贺信。[40]
2017年7月12日，何祚庥先生从事物理学研究七十周年学术思想研讨会在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成功举办。杨振宁先生致辞，他表示欢迎何祚庥院士加入90岁俱乐部，并对何先生几十年来为中国高能物理界作出的贡献点赞[9]。
2011年6月29日，中组部副部长王尔乘慰问何祚庥院士
2011年6月29日，中组部副部长王尔乘慰问何祚庥院士[45]
人物言论
2001年，何祚庥发表题为《量子力学的建立与科技创新的评价体系》的文章，通过量子力学的发展来论证“三个代表的理论是科技创新评价体系的根本性标准”。[14]
2002年底，何祚庥公开表示谨慎接受治疗性克隆，并且表示技术成熟之后，也可接受生殖性克隆作为一种辅助生殖手段。[15]
2003年，何祚庥表示支持针对人类的生殖性克隆。
2004年印度洋海啸之后，何祚庥表示“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最终在新京报引发了长达十余天的论战。[16]
2005年，和三峡工程总经理、工程院院士陆佑楣共同向中央高层建议开发怒江水电工程。并质疑国家环保总局的一些统计数字真实性，指责有些人“极端环保主义”。此举遭一些环保人士反驳[17]，并展开辩论2006年6月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祝光耀说，尽管怒江水电站工程的评审正在进行之中，但将对原来的开发计划作出非常大的修改和调整。
2005年5月7日，何祚庥院士在《做人做事做学问》专题讲座中说：“抗战胜利后，我们一直在思考中国往何处去，对时局保持了足够的敏感，在上海交通大学学习期间，我又在‘献身科学’与‘献身国家’之间思考，通过对居里夫人的参照及同学间的大辩论，我们认为革命将是中国和自己的选择”。[25]
何祚庥院士强调：“尽管是国际主义，但也有不是国际主义的一面。中国要走向繁荣，富足只有靠自己，依靠自己的力量。”他指出：“在参与科研活动时还必须处理好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个人利益在必要时候是需要服从集体利益的。”[26]
何祚庥院士指出：“作为院士，我们就应该研究什么是先进生产力，什么是先进文化，讨论什么才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坚决的与‘伪科学’做斗争。”[27]
何祚庥说，“人生是自己选择的，年轻、年老都要选择，我们需要奋斗终身，革命到底！你们该怎么办？最好就是自己解放自己，大家先来个大讨论，讨论中国的未来，以及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该怎么走。在前辈的教育下，在同辈的鼓励和参考下我们认识了时代就应该积极的投身时代，做时代的积极推动者”。[28]
被问及“人类是否应该敬畏大自然”及“怒江是否应该建坝”两大争论，何祚庥院士强调：“我们应该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观，从人类的利益出发，从国家的大局考虑。”何祚庥认为：云南贫困人口多，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充分利用云南丰富的水能资源开发水电，通过怒江水电开发，不仅可以让边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脱贫致富，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而且能为国家永续提供清洁能源，通过开发，真正实现生态环境的良性保护。所以开发怒江水电非常必要，而且必须抓紧进行。[29]
2005年12月4日，何祚庥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就当时严重的中国大陆煤矿安全问题表示，认为中国煤矿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贫穷使得工人可以接受不安全的工作，于是煤矿安全事故就像交通事故一样无法避免，并认为发展中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同时这种牺牲是一种贡献（原话说“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有些人批评何祚庥把中国煤矿矿难归因为贫穷而不是腐败，认为有些矿难是可以避免的。[18]
2009年10月，何祚庥院士指出，学科发展与世界及社会关系密切，理论物理研究所的战略研究应该开阔思维，应该看到社会的宏观动向，应该适当关注重大应用和重大物理工程。[43]
2012年11月，何祚庥院士声明：我反对在内陆建造核电站，但我不是反核人士。我为什么反对在内陆建？因为在内陆一旦出大事故那可不得了啊！我主张把核电站建到海边去，一旦出大事故，还可以向海里排放，中国民众受损害可以小一点。我更主张把核技术用到船上去，核潜艇、核航母，甚至驱逐舰、远洋商船都改成核动力。[19]
2013年1月，中科院院士何祚庥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在光伏太阳能产业发展上，第三代光伏发电技术将取代第一代和第二代。何祚庥认为，光伏发电技术应加强水面上太阳能积聚和存储基地的建设，“这样既物美价廉，又可以有效避免占用耕地”。[48]
2014年11月，针对广州拟全面封杀电动车，何祚庥院士表示，现在电动车危不危险，主要看到它的万人死亡率，而不是看绝对数字。从绝对数字来看，随着电动车保有量的提高，死亡人数必然会提高，但从万人死亡率来看，并不是这样。[20]
2014年7月9日，何祚庥院士表达了对伪科学的深恶痛绝，“伪科学的危害之大不可想象。”“年轻的时候，听到科学理论证明每亩产10万斤水稻的时候，我也相信了，后来才知道是假的。就是这样的伪科学，给国家、百姓带来灾难。”
何祚庥院士说：“文化程度高，不等于科学水平高。”
“反对伪科学，仅靠我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还需要更多年轻人的力量。”何祚庥说，“我是研究物理学的，有关物理学方面的伪科学我会站出来反对，但涉及生物等其他领域的伪科学，希望这些行业的科学家用科学的理论反对。”[31]
对于许多不同的声音甚至骂声，何祚庥院士很坦然，“有不同的声音很正常，永远会有，因为对同样的事情会有不同的认识角度。不要怕被骂，科学的问题越讨论越清楚，真理越辩越明。如果我是对的，就坚持；如果我是错的，就改正。”
何祚庥告诫年轻人：“不要别人讲什么，你就相信什么，要有怀疑精神。”[32]
何祚庥说，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外很多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尝试邀请物理学家、数学家参与经济领域的研究。“利用物理、数学方法可以为经济上的问题算细账，比如最简单的‘供’与‘求’，可以计算、量化，更加深入地研究经济领域的问题、现象。”[33]
2017年1月25日，在《知识分子》微信号发文表《何祚庥：对中国建大型对撞机的意见》（新浪发表的文章名称更改为《何祚庥谈中国建对撞机：被美国抛弃来中国推销》）指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王贻芳所长等人所建议的CEPC-SPPC项目并不是什么创新项目，总体的设计思路借鉴了LHC并加以放大，项目经费也非常大。”认为“CEPC-SPPC方案，只不过是已经被美国国会所完全抛弃的“创新”，却在此时又被很多科学家拿过来向中国政府推销。”[21]
2020年6月30日，在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的全所党员大会上，何祚庥院士谈了1947年时入党的体会。他回顾了自己的入党初心，生动地讲述了追随中国救国、救民的入党经历，诠释了老一辈科学家求真、务实、爱国、奉献的精神。他希望全体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在新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把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作为大理想、大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