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是西汉王朝前期的主要政策，在黄老思想的支持下，西汉统治者推行无为而治，这使得满目疮痍的西汉迅速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摆脱了刚建国时国力贫弱的状况。而“文景之治”无疑是无为而治政策下所产生的一颗璀璨果实，到武帝初年出现了“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的盛世之像，这正是文景之治几十年来的厚实积累。
但在盛世的表象之下，潜藏着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地主豪强借着文景之治的政策而崛起，土地兼并问题逐渐显露，秦王朝时期“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在西汉王朝重演。文、景二帝深知地主豪强势力壮大所带来的弊端，他们提倡“重农抑商”，试图通过在政策上来打压商人，以达到使百姓回归农业生产的目的。虽然有着美好的愿景，但基于客观事实来看，这些措施的效果并不大，正如《汉书 食货志》中所言，法律打压商人，但商人富贵，法律扶持农夫，但农夫贫苦。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文景之治
盛世之下为何会出现如此“贫富不均”的现象呢？这其实和西汉初年特定社会环境、政治环境下统治阶级所采用的政策密切相关，虽然地主豪强因此而壮大并非西汉统治者所愿，但统治者的政策在客观上推动了豪强势力的发展是毋庸置疑的。
西汉初年“利民政策”如何助力地主豪强的发展？“轻徭薄赋”是西汉王朝初年的一个重要国策，目的是为了给予人民喘息之机，以加速国力的恢复。而具体到“税收”方面就体现为极低的税率，据《汉书 食货志》记载，高帝刘邦在西汉初年定下了“十五税一”的政策，到了景帝年间，这个比例被再一次降低，达到了“三十税一”的比例，也就是说百姓只需要从自己的生产劳动果实中拿出3.33%上交，这种“让利于民”的政策推动了文景之治的发展，也为地主豪强之崛起埋下了种子。
后十三岁，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
低税率对于底层百姓来说本应该是一件好事，但实际上的受益者却是商人、地主。西汉建国以后鼓励民众开拓荒地，对于百姓自己开拓的土地，所有权皆归开拓者所有。如此一来，大量的荒地变成了沃土，再加上朝廷极低的税率，百姓手中很快就拥有了大量的粮食。但是，只有粮食是远远不够的，百姓需要肉食、需要盐、需要矿产、需要手工业制品，这些东西的产量和迅速增长的粮食产量是不成正比的。
在这种环境下，商人恶意压低粮食价格，普通百姓辛辛苦苦劳作所得的粮食没有被朝廷收纳，反而被商人以极低的价格收购。正所谓苦了农夫，富了商人，这些商人迅速壮大，逐渐成为新生的地主、豪强阶级。
西汉的统治阶层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在晁错献给汉文帝的《论贵粟疏》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社会现象。西汉的国土很大，但却始终没能恢复到国力富足的局面，原因在于商人通过手段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高的收益，和农夫高成本低收益比起来，商人的优势非常明显。这就导致人人都对“商”趋之若鹜，而对“农”不闻不问。
但在社会生产力没有及时跟上的情况下，商业的繁荣是无根之水，只能带来虚假的繁荣，要使得西汉王朝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就必须要使得百姓恢复对农业的积极性。“贵粟”就是为了达成这种目的而提出，晁错想的非常美好，百姓可以通过贡献粮食来获得爵位，如此一来粮食的价值必然大大提高，百姓开拓荒土，务农的积极性也会更高。
西汉务农百姓
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
实际上，能够用粮食换取爵位的都是大地主、大商人，普通百姓连维持自己的温饱都成问题，如何换取爵位？在高帝、吕后时期，商人在政治上受到极大的打压，虽然拥有巨额的财富，但却始终没能够拥有一个体面的社会地位。而“贵粟”的提出为商人进入政治系统提供了机会，晁错看问题看得很准，商人坐拥大量的财富，粮食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重要的东西，社会地位才是他们所追求的。
通过“贵粟”政策的实施，商人在短时间内割让了巨大的利益给西汉朝廷，但从长远来看，获取政治地位为商人进一步发展为地方豪族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另一方面，“三十税一”的低税收政策为大地主阶级成为豪强提供了可能。武帝时期的大儒董仲舒认为秦朝之所以“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原因就在于政府允许土地买卖。在西汉初年的环境中，“三十税一”政策的具体实施标准相对模糊，衡量农夫应交税的标准不是土地实际产量，而是土地实际面积。
土地的肥力程度不同，产量也不尽相同，但税收不看产量而看面积，这就导致持有肥沃土地的农夫交完税后余粮颇多，而土地贫瘠的农夫交完税后生活艰难。不科学的税收衡量标准使得底层人民贫富分离迅速，由于土地贫瘠而导致收入低下的农夫不得已通过变卖土地的方式求生活，富农与贫农之间的恶性循环由此愈演愈烈，大量的土地兼并导致了大地主向地方豪强的转变。
可以说，西汉初年一批又一批的豪强势力迅速崛起正是倚靠了统治者无为而治思想下的“轻徭薄赋”政策。
西汉统治阶级对“豪强”崛起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前文提到了晁错的《论贵粟疏》，值得注意的是，晁错清晰认识到了“能用粮食换取爵位的都是富人”这一客观事实，但“贵粟”政策仍然被采用，这是因为西汉统治者看不到豪强崛起所带来的弊端吗？显然不是，西汉统治者对“商”的打压，对“农”的扶持都是众所周知的，在明知“贵粟”有可能导致豪强继续做大的情况下继续推行此政策，其实是因为豪强实在不是统治阶级打压的第一目标。
文帝即位之后，有两个重要目标是不容许动摇的！
扩充社会财富，增强国力
扩张皇权
可以说，其他任何目标在这两点面前都需要退让，而豪强势力的崛起并不阻碍这两个主要目标，所以文、景二帝也就不过分打压。
一、豪强与扩充国力的关系
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之后，百姓可以通过上缴粮食换取爵位，西汉初年极低的税率导致了西汉富，但朝廷不富的状况。大量的粮食都被商人、地主所掌控，通过“以粮食换爵位”的方式，西汉中央迅速将商人、地主手中的粮食搜刮出来，充盈国库，壮大国力。可以说，武帝即位初年“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的巨额粮食大部分是通过“卖爵位”的方式从商贾之人手中得来。
西汉的“商业”发展
也就是说，用粮食换爵位的政策虽然确实促进了西汉初年豪强势力的增长，但就文、景二帝在位时的具体情况而言，豪强的壮大不仅不与扩充国力的目的相悖，反而还具有促进作用。
二、豪强与扩充皇权的关系
西汉初年的政治环境非常微妙，尤其是刘恒以藩王身份入宫即位之后，政局的平衡显得很难把持。对内有诛灭诸吕的宫内权贵，对外有富可敌国的各路诸侯，在北有气势汹汹的匈奴，在南有赵佗自立为帝，文帝虽然成为了西汉的新一任国君，但上述势力哪一个都不是他可以轻易招惹的。
加强中央集权才是文、景二帝此时的重要目标，瓦解宫内权贵，削弱各路诸侯都是非常紧迫的任务。甚至可以认为，皇权与臣权的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是当时统治者所面临的最重要矛盾。相比较之下，豪强势力是一股还未成型的新兴势力，这股势力所带来的影响在文、景二帝的眼中压根算不得什么大事。
这就是为什么，西汉统治阶级明知豪强崛起的潜在威胁，但却始终不动声色，在其不做出越界行为的情况下，始终允许其发展的原因了。
小结西汉初年豪强势力得以发展无疑是获得了“轻徭薄赋”政策所带来的便利。由于当时统治者主要着眼于恢复国力，扩张皇权这两大目标，而对豪强的崛起不够重视，导致一系列的“利民政策”变成了商人、地主向“地方豪强”势力转变的温床。
豪强的扩张对于底层的穷苦百姓来说称得上是灾难，但对于西汉上层统治阶级来说，豪强崛起有益于恢复国力，扩充社会物质财富，同时无害于皇权的扩张。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采取过于严厉的措施打击豪强，封建统治阶级和下层穷苦百姓的着眼点不同，最终导致豪强崛起！
